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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融中思虑 在辨析中协奏

2019-04-15阅读:86评论:

《思与辨》徐志啸著海峡文艺出书社出书

■郭丹

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思虑与辨析。或许说,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就是思虑与辨析的过程。徐志啸传授是一位楚辞研究专家,又是一位对照文学研究专家,是跨界研究的学者。在他所从事的研究范畴,无论是楚辞照样对照文学,都能够看到他深挚的思虑与睿智的辨析。这一次,徐志啸特意摭取其部门未集结的论文结集出书,内容包罗古典文学与对照文学。命名为《思与辨》,正施展他跨界研究的“思”与“辨”,在交融中思虑,在辨析中协奏,在古典文学与对照文学的分歧范畴表演一曲交响的协奏曲。

在“古典文学”部门,作为楚辞研究专家,徐志啸不再只论楚辞,而是将核心投射到加倍深广的范畴。如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思虑,对于中国文学发源的索求。在《文学史研究的启迪与思虑》中,作者指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很多特点,包罗其编写者“起劲写成文学文化史”的意图、文学史的分期、入选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印刷与文学流传的关系,甚至中国文学史包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等论说。这既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显著优点,也是国内浩瀚文学史著作的短板。作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析,施展了对照的目光;他所揭示的国内文学史著作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差别,则施展了作者辨析的思路。聚焦于此,作者有了进一步思虑的究竟,这就是书中的《科学理性地熟悉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前者从世界文学的视野局限内对中国文学的观点发生进行了辨析,从概念和理论上解说不克认为文学史在中国古代已经明确并成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一文中,他对于中国文学之源“六经”说进行了辨驳,对中国文学之源进行了考查,并以屈原《离骚》的发生来揭示文学的发生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学之源应该是从有人类起头算起,而不该该从有文字算起。”是以,他不赞成“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就是商议楚辞,徐志啸也不再只是论说楚辞的本体,本体之论在他的《楚辞综论》等多部专著里已经有了充裕的显现。在《思与辨》里,他要思虑的是楚文化与楚史的关系及其对楚辞的影响。关于楚文化,前人已有不少的功效。然则徐志啸索求楚文化的发源,目的是为楚辞研究寻找加倍深远的文化配景。他指出,楚国的鼓起、楚地的地舆天气、楚人筚路蓝缕的开发精神和染指华夏的霸气,都是发生瑰丽的楚辞的文化前提。对于楚辞研究,徐志啸“接纳了将古代文学与对照文学融为一体的做法”,天然地“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存眷和乐趣”。所以,他把视野扩展到东邻日本,对一个世纪间楚辞在日本的流传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详尽总结。

徐志啸的科班身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因为有如许扎实的根蒂,他的对照文学研究,处处能够看到中国古典文学与对照文学研究的交融与协奏的特点。他辨析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的异同,从概念上加以界定与区别。对叶嘉莹师长用西方理论与方式解析中国古代诗词之特点,徐志啸从西方的阐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指摘、接管美学等理论的原始意义出发,辨析叶嘉莹师长是若何运用这些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诗词作如何的阐析。如指出叶嘉莹认为张惠言对温庭筠《菩萨蛮》词的诠释,犯了与西方符号学家一般的弊病,而王国维的感发说词的体式,既有中国传统正视感发的深挚根本,也能够从中找到西方的理论依据,是属于对美学客体的一种哲学注释。如许鞭辟入里的论说,深度施展了徐志啸扎实的两个范畴研究的功力。

在“思”与“辨”的协奏中,最能施展徐志啸思辨特点的,是他对于北大版《对照文学概论》存在问题的指摘、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思辨、对汉学概念的界定。对于北大版《对照文学概论》,徐志啸赐与好评,用“立异、严谨、开放”来评定它。然则,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徐志啸照样指出其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出者是立论有据的,有的切实是著者显着的逻辑错误。好评和指摘同在,施展了一位严谨的学者的学术品质与学术良心。在论说“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是非时,徐志啸质疑了惯常定名“中国文学史”的存在问题以及“华语语系文学”定名的弊病。在对“汉学”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中,对峙了量力而行的客观立场和立场。这些,都足以施展其深入思辨的特点。

在《思与辨》一书中,能够发现徐志啸立论,并不先设客观坐标,而是从具体的事例出发,然后得出相关的结论。如仔细剖析叶嘉莹师长对王国维说词的论析,揭示王国维说词的哲学理念。对《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类朋分的做法,徐志啸举出其对“赋”体的疏忽以及对东汉“崔氏家眷”和“班氏家眷”并列的欠妥加以指摘,概括出“看待欧美的汉学,实在应持量力而行的立场,毫不应盲从”的结论。书中此类例子甚多,不堪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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