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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凖:一个改写了中国汗青的盗墓贼

2019-04-14阅读:121评论:

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凖(读否彪)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

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公元279年冬十月,有个叫不凖的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人,盗了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其址在今卫辉市孙杏村镇),并从墓里挖出了好多竹简,这些竹简上的字加在一路有十余万字。

不久,案发。汲郡处所官在接到报案后,赶紧带人来到案发现场,只见繁重的墓门已被撬开,墓里的珍贵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他们照样在墓道里找到了一口铜钟、一个铜磬和几只玉律(玉制的管状定音器,正常一组应为12个),还有一把铜剑,想来应是盗墓贼在往外运器材时掉落的。他们还在墓室里发现了大量狼藉的竹简,个中不少都有被烧过的陈迹,显系盗墓贼有效这些竹简照明来着。

盗挖王凌乃是大案,汲郡处所官不敢怠慢,立时向朝廷申报了这一情形,并将这些竹简,连同在墓中拾到的钟、磬、玉律、铜剑等物品,一并送到了都城洛阳。据说光竹简就装了几十车。晋武帝对此十分正视,立刻下旨缉捕盗墓贼,并让人将这些竹简上的文字整顿出来。都察官苟泽经由一年多的寻访,才将不凖缉捕归案。

說不凖改写了中国汗青,不外是因为他打开了魏襄王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不然这些竹简也弗成能面世,而这些竹简又实在是太珍贵了。

为什么珍贵呢?因为泰始皇曾命令把除泰国以外的所有史书都烧掉。而泰国的汗青最早只能追溯到周孝王时期(公元前960年一公元前896年),那再早的汗青,就没人知道了。尽管后人,好比司马迁,凭据散见于汉初一些儒生凭记忆整顿出来的先秦诸子文中关乎周以前汗青的只言片语,叉从新撰写了从五帝时代到周的这段汗青,但因为这里面同化了太多的民间传说,是故耳食之言的部门实在太多了。而再今后的人治五帝、夏、商史,又只能以司马氏的《史记》为依据,实弗成信。

而这几十车竹简,竟然是在始皇帝的“焚书”中,不知被哪个不畏死的念书人,珍爱下来的一部陈旧的史书——《竹书编年》(也称《汲冢书》)。它记载了从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到周隐王十六年(公元前472年),凡1922年的汗青。若是没它的话,则汗青上是否真有过五帝,夏、商两代是否真实的存在过,都难说清了。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西方学者一向不认可中国夏朝的存在,若是不是后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他们甚至连商朝的存在,都是抱有猜忌的立场的。

而更为有趣的是《竹书编年》所讲的汗青,与司马迁的《史记》所讲的汗青,是有着好多的分歧的。

好比:据《史记》记载:尧年迈后,因尢力处理政事,便将王位禅让给了舜,舜是在再三推让后,才继续了王位。而在《竹书编年》里,关十这段汗青倒是这么写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亦关押之意)丹朱(尧的儿子),使不与父相见也。”于是,一个原本被儒家所推崇的美妙的禅让轨制,瞬间被它毁得千清洁净。

再好比,关于商代的相国伊尹。正史里是这么写的:商朝的国君太甲因陷溺于酒色,不睬朝政,相国伊尹多次劝戒不听,最后被伊尹流放。过了三年后,太甲悔过改过,伊尹叉从新迎回了太甲,并还政于他。而在《竹书编年》里,倒是如许说的,伊尹自恃位高权重,逼迫幼主太甲,将其流放,本身称王。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杀了伊尹,夺回了帝位。于是,贤相伊尹就酿成了窃国悍贼,而太甲也摇身一变,从一个昏君酿成了中兴之主。

那既然《史记》弗成信,《竹书编年》更可托,正史又为什么一向没有采纳《竹书编年》的说法呢?我想原因无外《竹书编年》才出土不久,就赶上了“八王之乱”,这些竹简及刚整顿出来的译文就都丢了。直到宋代,《竹书编年》的译文才从新被发现。但因为它跟传统儒家的论说天差地别,而宋及今后历代统治者叉都是以儒学治国的,是以它就成为了统治者眼中的异端邪说,遭到了封杀。直到清末民初,才又有人把它找出来,加以研究,不外仍一向有人坚称其是一部伪书,或言个中记载的一些汗青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可托,是以当下中学生用的汗青教材,照样仍以《史记》的说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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